传经弘道

“君子立于言，起于行。”听着钱弘道教授的教导，大年初三我给他做了一次小书童。

依山而建的弘道书院，在经过雨水的洗礼后，依然书香浓浓。走进书房，我看到弘道舅舅正在书桌前，凝神静气，挥毫泼墨，墨香阵阵。我驻足痴望，一笔一划都是那么地苍劲有力，不禁让我赞叹不已，舅舅见我好生喜欢，便让我给他做一回书童，我毫不犹豫地应许了。

“你会裁纸吗？”舅舅拿过一卷柔柔的宣纸问道。

“当然会了。”我不假思索道。

“你可别小看了这裁纸，要想写好毛笔字，就得从裁纸开始，然后再去学握笔，这样方能写出一手好字。”

“不就是把纸分开嘛，这个太简单了。”我一边嘀咕，一边取出一张大宣纸，对折一次再对折，便开始快速裁了起来。“咦？怎么会竟如此的参差不齐呢？”我看着毛边的纸张自言自语。舅舅见状，拍着我的肩膀安慰道：“没关系，第一次已经很不错了。”说完便上前给我做了一次示范，马步摆开，宣纸对折，压平，再对折，再用力压平，宣纸压平的一边靠近桌边，刀柄握手悬空，刀片深入折痕里，另一手用手掌压紧，刀片快速移动，被裁得直又平的宣纸瞬间出

“绕吹拍拍走烟尘，炫服靓装十万人。额罗鲜明扮彩胜，社歌缭绕簇芒神。”袁弘道曾在《迎春歌》中这样写道。不错的，过年也就是如此！只是，我们算另类。

临近新春，各家各户张灯结彩，购办年货，预订车票，新装打扮再正常不过。而我们家呢，不动声色，似乎过年与我们无关。

钟上布着灰，窗上积着土，门上福字的一角折起，去年的！床单被褥是旧的，窗帘地毯是脏的，除了一角放着亲友的礼物，真真儿是一点也看不出要过年了。

是怎么啦？我打定主意要把年味给揪出来。十一点多，妈妈盘算着午饭，她挑着眉毛，勾着嘴角，就着水声哼起歌来。这是个好机会！我嘻嘻一笑，快步走向她：“明天几号，快过年了吧？”我手肘撑着桌子，双手托着脑袋，心里却是暗暗发急，该买年货了！“明天就是除夕，你不知道？”妈妈轻描淡写，似乎在嘲笑我的无知。我一拳打在棉花上，只好讪讪离去。

妈妈不开窍，还有爸爸呀，要知道他可是一个心思（小）缜密（气）的人。一回生二回熟，这回我壮起胆子直奔主题：“咳咳，快过年了，年货买了吗？”我问了一句。一秒，他没回答，脸色正常；两秒，他清了清嗓子，转头面向我。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收敛了坐相，笑也僵硬在

家风，就是家庭的信仰，它是一个有影响力有美誉度的家族必备的要素，也是一个家族最核心的价值，口耳相传，代代渗透。一如我家门口的那棵木枣树，至今茂盛在我心头；一如我父亲对我说的那句话，至今扎根于我记忆的深处——我家由爷爷而传经由子孙三代恪守的祖训成为我的家风之源和审美风范。

那棵木枣树，与我父亲同龄，爷爷栽下的。一尺多的腰围，粗粗的皮，仿佛父亲那堆满岁月沧桑的脸。我从未见过爷爷，想必也就如此吧。

黄昏时分，我还没有回家的时候，母亲便站在木枣树下呼唤着我的小名，长一声，短一声，飘在曲曲折折的巷子里。父亲说，他小时候，爷爷奶奶也常这么喊他回家吃饭。

在逐渐长大的年岁里，我时常看到父亲一个人站在木枣树下，仿佛在盯着那灰褐色的树皮发呆，一站便是十几分钟。

一次我禁不住好奇地和他一同站在树下，眼睛盯着木枣树，几乎用目光钻出个洞来，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我忿忿地摘了一颗小小的木枣往嘴里一扔——不出意料地尝到了它特有的酸涩味儿。

我嫌弃的往地上一吐，略带埋怨地问父亲：“既然这木枣又酸又涩，为什么不像别家那样嫁接别的树种呢？”父亲微笑着看着我，仿佛在回忆着什么说：“奋斗，才是最好的嫁接方式。丫

钱弘道，中国法治研究院院长，拥有双博士学位的浙江大学教授，授课、著书、演讲、访问学者，非常忙碌。他是我的舅舅，非常敬佩他。

舅舅五十来岁，瘦高个，西装笔挺，国字脸上经常带着一副大大的黑边眼镜，留着背头，头发非常整洁，纹丝不乱。本来就宽宽的额头，看起来更加的宽阔、明亮。腰板挺直，举手投足间，浓浓学者味不请自来，浑身洋溢着书香气。

有一次，我去舅舅家做客，烈日下看到路边走着几个人，中间一个人戴着一顶草帽，草帽边儿有些破了，上身穿着一件灰色的粗布长袖，还是以前那种对襟的款式，裤子已经磨得泛白了，衣服随风摆动着，看起来衣服有些大，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布鞋，鞋边有的地方已经磨破了，还露出了白色袜子的大脚趾。“这就是我的双博士舅舅？”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一手拎着畚箕，一手拿着锄头，舅舅走到我面前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这才回过神来，看到那标志性的微笑，富有磁性的话语，我才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接着三步并作两步走向山地种土豆了。抡锄、刨地、播种一气呵成，任凭汗流浃背，依然快乐地劳动着，在谁看来都是真正在田间劳作的庄稼人。

后来，听姑奶奶说，舅舅只要一回到家，不是上山砍柴就是在门口劈柴，不是种菜就是挖笋。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